我与《光明日报》

《光明日报》创刊以来，我就是一位热心读者。五十年代初，我写的《〈孙子兵法〉的辩证法》，首先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。后来《光明日报》开辟了《文学遗产》、《史学》《哲学》等几个专刊。当时国内学术刊物很少，报纸的专刊更少，《光明日报》首开风气，符合社会需求，很受欢迎。

《哲学》专刊，北大哲学系几位教师应聘为哲学专刊的编委（记得《史学》专刊是邓广铭教授），黄楠森同志负全责，我分担了一部分审阅读者来信的工作。当年北大哲学系先后招收的外国留学生有苏联留学生布洛夫（研究王夫之），达连科（研究墨子），保加利亚有季连绰（研究老子）。我为他们讲《老子》。外文翻译的《老子》译文最多，各种译本对老子的理解大不相同。我对各种译本都不满意，于是翻译《老子》为现代汉语，解决了讲课的教材问题。《哲学》专刊每期发表约二三篇，但字数未必恰好满足版面的要求，有时就用《老子全译》补足版面，刚好符合老子的“无用之用”的原则。《哲学》专刊专职人员是刘苏同志，负责登记来稿，处理回信等具体工作。这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前的旧事。自从毛主席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天气变色，举国惶惶，《哲学》专刊自然消亡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二十年间，政治稳定，经济发展，思想活跃。学术界的新气象《光明日报》反映得比较充分。《史林》、《电脑》专版，以及《光明日报》办的《书摘》、《中华读书报》深受读者欢迎，读者与日俱增，说明广大读者对《光明日报》的肯定。